百年魂、中华梦，勿忘初心、传承发扬

时间：2014-10-13 13:21:00

              ——在中华医学会成立百年之际追忆牛惠霖、牛惠生两位老会长

    中华医学会成立百年来，无数热衷医学的有识之士为促进学会的发展壮大奋斗不息。这其中就包括了牛惠霖、牛惠生两位老会长，他们不仅在推动中华医学会的发展与完善用心用力、鞠躬尽瘁，更是推动中国现代卫生事业发展的先驱者。
　　牛尚周是清末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中的一员，他是中国电报业的拓荒者之一。牛尚周有两个儿子，长子牛惠霖出生于1889年，次子牛惠生1892年出生。兄弟二人在求学之路上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两人都是在18岁时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哥哥毕业后远赴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深造，弟弟则选择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兄弟两人均在异国他乡勤工俭学，用辛勤的劳动支撑学业的完成。1914年，牛惠霖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旋即担任伦敦医院内外耳鼻各科门诊主任医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牛惠霖成为了一名重伤兵外科手术医生，目睹了战争所造成的种种灾难。1918年，牛惠霖回到了祖国。1914年6月，牛惠生也取得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就任新斐德福城圣路加医院的医师；1年后，他放弃了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上海哈佛医学校任教。
　　一、哥哥牛惠霖——中华医学会第五任会长
　　民国初期，中国西医学的发展亟需要像牛惠霖这样接受过系统的欧美医学教育，并已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高级医生。牛惠霖回到上海后，就被山东路医院院长戴文波特请去担任该院的副院长兼外科主任，院外慕名请他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1920年英国卫生部点名请他赴香港医治好港督的事情，更是轰动了香港，扬名于沪上。1920年，牛惠霖为了方便病人就医，除了在上海祁齐路创设霖生医院，在成都路延安路口设立了诊所。
　　1927年10月的一天，位于上海成都路的霖生医院诊所来了一位腿伤病人。这个人左腿中了三枪，胫骨、腓骨全被打断，虽经接上，却接歪了，伤势已然很重。当时，牛惠霖初次接触这个病人，怀疑他是个强盗，在偷盗时受了伤，不很乐意再行救治。陪送来的人几番解释，也未能消除牛惠霖的疑问。病人说话了：“大夫，我是南昌起义军的陈赓，两个多月前在会昌作战时左腿中了三颗子弹。”陈赓同志如实地告谓，赢得了牛惠霖一片敬意。牛惠霖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表妹宋庆龄，宋庆龄在广州的时候就认识陈赓，她又是南昌起义时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得知陈赓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来到上海治疗，特意叮嘱牛氏兄弟一定要治好陈赓的伤，并要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南昌起义部队来沪的伤病员。按照陈赓当时的伤情，通常情况下只好截肢，陈赓同志坚决反对，牛氏兄弟也非常理解他的心情。他们最终凭借高超的医术终于保住了陈赓的伤腿，使他又能重回战场。牛惠霖、牛惠生两兄弟不光是治病救人的良医，更是同情革命良知之士，他们那种对生命的敬畏之情难能可贵。
　　不光如此，在牛惠霖眼中，行医救人是不分国界的。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8.2级的强烈大地震，造成15万人罹难。日本红十字会向各国红十字会吁救。当时身为上海红十字总医院院长的牛惠霖，接到中国红十字会的通知后，立即亲率一支由26人组成的医疗队驰援日本关东大地震救护，为中日之间的友谊留下了一段佳话。
　　1931年，日寇攻打上海，淞沪抗战爆发。牛氏兄弟积极组织伤员救护，在上海、苏州等地设立伤兵医院。由于牛惠霖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救护的经验，所以上海战地救护成绩显著。
　　“牛惠霖是一位一专多能的医生，既擅长外科，又熟谙内科、肺科、妇产科、眼科和耳鼻喉科等。1934年2月，他曾以其高超的医术，果断而又小心翼翼地将一位病人两只离位的眼球送回眼眶。”“仅仅肿瘤，他就摘下了几百颗。”他不仅医术全面，医德高尚，而且乐善好施。他的医院门前总有一些乞丐聚在那里等他周济，他也经常把病人的挂号费分给他们。1935年4月，牛惠霖和弟弟妹妹们特捐巨款，在上海马桥创办慈惠养老院，收容贫苦老人。
　　牛惠霖还在圣约翰大学教授外科学近十年，同时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一些部院的医事顾问，并在1924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第五任会长，被誉为“中国医界之柱石”。
　　二、弟弟牛惠生——中华医学会第八任、第九任会长
　　1916年，仅在上海哈佛医学校从事教学1年工作的牛惠生，因获资助再次赴美学习。这次赴美，完全是为了完成他回国后萌生的一个心愿——要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骨科专家，建立中国的西医骨科专业。上个世纪初，西医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许多专科都还没有建立。牛惠生在参观南京一所医院时，看到外科病房中有8个跛足病人，这让他猛然醒悟到：整个中国还没有一个西医骨科专家，每一所医院都迫切需要建立骨科专科。当他向家人表示要赴美专攻骨科时，连协和医院的朋友都认为牛惠生的想法过于超前了，回来后靠骨科为生会挨饿的，但为了挽救更多骨疾病人，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1918年7月，他学成国后，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个骨科医生。两年后，他返沪行医，1928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西医骨科医院，曾拥有医师21人，病床75张，全年住院病人近千人。他因目睹骨结核儿童患者的惨状，还在上海创办了儿童骨科医院，经他亲手整形矫治的许多伤残儿童重获健康。
　　牛惠生一生为中华医学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牛惠生1915年从美国回来时，完全由中国医生自己组织的医学社团——中华医学会刚刚诞生，成员仅几十人，既无固定会所，也无经费来源。年仅23岁的牛惠生怀着一腔热忱，投入到中华医学会的工作中。1930年，他在担任了多年的书记、干事后，在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大会上当选为会长，并在他的任内把中华医学会由初创阶段推向迅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完成了将中国博医会并入中华医学会和建立起中华医学会永久会所两项重要工作。
　　中国的西医最早是由西方医学传教士传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医生掌握着中国西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1886年成立的中国博医会也是由医学传教士组成的，门槛很高，只有欧美医学院校毕业，而且是海外传道团的成员方可入会，因此早期没有中国医生参加。所以，成立和发展中国医生自己的团体，团结和依靠中国医生共同推动自己国家的现代卫生事业，就是那个年代牛惠生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强烈愿望。中华医学会成立后所迸发出的活动能量，使中国博医会越来越不能小觑。1925年，博医会不得不取消限制中国籍医生加入的限制，许多中华医学会会员同时成为博医会的成员。南京国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中华医学会的重视，使得同样以在中国发展西医学为任务的博医会，在1930年提出了与中华医学会合并的意图。为了实现两会合并，1931年10月，作为会长的牛惠生携本会总干事和博医会总干事在南京、济南、北平召开会议，向会员说明总会方针及与博医会合并问题，并协商合并后有关工作的延续与衔接。经过牛惠生将近半年的奔走斡旋，终于在1932年4月15日，两个当时在中国西医界最有影响的社团在上海正式宣布合并，牛惠生被推举为合并后的中华医学会会长，并在同年9月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第九次大会上，经选举连任会长。
　　而就在两会酝酿合并的1931年9月，中华医学会也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日子，搬进了位于上海池浜路41号的一栋两层小楼内。
　　1933年11月，牛惠生亲至各地视察组织支会事宜，结果不幸身染白喉，继而患慢性肾炎。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牛惠生意识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特别是当他双手颤抖无法再执手术刀时，他的内心无比悲痛。但他没有就此倒下，他对妻子说：“我要将全部精力献给中华医学会的事业，这个学会需要巩固和加强，这是一桩无人关心的事情，但是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健康事业将起巨大的作用，我要使它走上正轨。” 1935年召开的第11次大会，推举他为学会总干事。他明知总干事的工作更加繁琐、费神，是学会各项工作的具体实践者，他的病体已不能承担，但他仍然事无巨细地操劳着，实践着他把中华医学会带向正轨的理想。
　　追忆杏林人瑞，多少前辈的人生故事诠释着医者这一神圣职业的内涵。牛惠霖、牛惠生两位老会长用实际行动践行医务工作者的职责，他们不仅有医者的仁爱之心与乐于奉献的精神，更是团结一切有识之士为推动中华医学会乃至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而奋斗终生。他们的崇高品德与奉献精神令人感慨，是一股催人奋进正能量，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当前，我市医疗卫生系统正掀起一股医学人文建设热潮，循着前辈的步伐，回归这个职业至善至美的初心，传承这个行业纯洁崇高的信仰，是我们这一代医疗工作者迫切需要思考和践行的方向。


                                             厦门莲花医院办公室 李琳
                                             二0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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